赵亮:我逼视苦难

来源:2021-01-12 16:22:01

从民间故事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文化背景和人文情怀,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赵亮:我逼视苦难:

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,《在一起》之前,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。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,"可除了这些,还能关注什么?我想不出来"。

在德国柏林波茨坦广场一栋极具朋克风的电影院里,当来自中国的纪录片《在一起》放映结束后,等待导演赵亮的是500多名观众长时间热烈的掌声。在如此热情的表达方式面前还不太自在的导演,甚至不由得感觉"让我站在那儿半天,挺尴尬的"。

两个月前,这部反歧视艾滋病纪录片成为第61届柏林电影节全纪录单元中唯一的华语影片。"这是一部真诚的作品,"一名坐在观众席的德国记者赞叹道,"它让我看到中国人对艾滋病人的态度。"

当回到北京的最近一次放映,能容纳100多人的影厅里座无虚席,仅仅85分钟的影片结束,灯光缓缓亮起时,仍然没有人起身离去。墙壁上贴着不太显眼的电影海报:春天里,漫山遍野开着粉白色的杏花,三个身患艾滋病的主人公在杏树下微笑着谈论生死和未来。

巨大的电影幕布上,是曾经被刻意忽视的感染者。云南、黑龙江、上海、四川......赵亮几乎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在这些城市寻找这个人群。防艾组织向他推荐感染者,上百个人与他在网络上联系,他们因共用吸毒注射器、母婴传播、卖血、宫外孕手术输血或不安全的性行为,感染了这种可怕的疾病。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,依然卑微而顽强地生活着。

看起来,那是一个和赵亮完全不同的世界。这个40岁的男人戴着黑框眼镜,穿着黑色皮衣和米白色窄腿裤,即使安静地坐在电影人扎堆儿的咖啡馆里,也是打扮最潮的人。有时,他每分钟就会用iPad"织条围脖",并不忘记用自己的iPhone4手机上传"山花烂漫野长城"的照片。

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用镜头记录苦难。1995年,这个生长在边境小城丹东的男人,从丹东电视台来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,认识了一些"主动放弃国家分配,以“盲流”身份寄住在圆明园一带的流浪艺术家"。在那里,他记录下圆明园画家村被强制解散的事件。

此后,他又用12年的时间拍摄北京的上访村。这个长发青年,每天骑着自行车寻找拍摄对象。苦难是那里生活的主菜,他常常"一边扛摄影机,一边流眼泪"。

赵亮声称,就是在长达12年的拍摄过程中,他"变成一个老爷们儿了,不再轻易被感动,更多时候会在脑子里思考"。但那段回忆已经无法抹去,这个工作起来总是"苦瓜脸"的导演,曾经认真地问录音师:"我十几年都和这样的人交流,面相都变苦了吧?"

三年前,顾长卫筹拍与艾滋病有关的电影《最爱》,并打算寻找到一些艾滋病人进入剧组。顾长卫找到了已经在独立纪录片界颇有名气的赵亮,试图为这些病人拍摄一部纪录片。

对于赵亮来说,这几乎是一个"完全不了解的小世界"。《最爱》和《在一起》两个剧组的成员都难免会生出担忧,布景部门的人担心:"盖房子、搭景常会有伤口,这会感染吗?"还有人担心:夏天男人们都打赤膊,流汗会不会引起传染?

剪辑师冯章顺还记得,第一次和感染者们吃火锅,他心里一直犯嘀咕,"吃完一顿饭,连菜是什么味儿都不知道"。

"我们对艾滋病只有最粗浅的了解,一开始时,心里难免会害怕。"导演助理耿军回忆,那时赵亮只是扯着脖子喊了一句:"没事,不传染!"

"虽然没人知道他心里到底怕不怕。"耿军笑着补充了一句。

渐渐地,这个"不K歌也不闯夜店"的导演发觉:"就这么在一起生活,像亲人一样,真没什么。"但当恐惧消除后,另一种更复杂的情感又出现了。"特别纠结!"他叹了口气,再一次在镜头之外产生焦灼的无力感。

2010年除夕,赵亮前往山西临汾拍摄胡泽涛的家乡。全家只有这一个孩子是病人,母亲早逝,父亲续弦。在那个穷困的小山村里,这种病足以让家人难堪了。镜头中,煮着粉条、腐竹、青菜的火锅就是这家人的年夜饭。但那一张脏兮兮的小脸吃得再起劲儿,也从来不敢把筷子伸进火锅夹菜。

"爸,给我夹块豆腐。"孩子举着碗怯生生地喊着。

同行的人还记得,当时这个东北男人"气极了",他甚至大声质问那位父亲:"是你不让他在锅里夹菜吗?"

如今,这个小男孩就像《贫民窟的百万富翁》里那位童星一样,坐上飞机,参加柏林电影节、香港电影节,和国际明星一起走过红地毯。

但赵亮总还是会担心,一旦他们回到家,将要面对的还是低矮的土房和破旧的土炕。可他相信:"尽管这部片子不可能一下改善个人的命运,但让更多人看到他,逐渐或缓慢地让感染者的生存处境稍微改善,总有些现实意义。"

而对于小男孩胡泽涛来说,影片拍摄结束后,他终于可以和家人同锅夹菜了,这或许就是最现实的意义。

没有人知道,这个仍然常常被称为"新人导演"的40岁男人,究竟为什么会如此执著地对灰暗的现实感兴趣。因为在生活里,他无疑是鲜亮的,"挺时尚的一个小伙儿"。

工作伙伴们还记得,在拍摄《在一起》的四个月时间里,尽管那片山区甚至没有网络,但这个导演从来没有忘记"臭美","总穿特别紧的T恤,有点英伦范儿,一天一件新衣服,连颜色都不重样"。

但是,当他扛起摄影机,一切就改变了。在同事们看来,他是"对待工作最认真的人",漂亮的衣服"蹭得满身泥也不在乎"。平日里,虽然"很真诚,掏心窝子",可是一旦走进镜头的世界里,就"常态性歇斯底里"。

"你傻啊,这么好的镜头,全被你毁了!"这个工作狂不只一次对不小心穿帮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。

可当他卸下自己的摄影机,却常常感到精疲力尽,"做纪录片真的太苦"。因为他所关注的常常是这个世界不愿被人曝光的角落。《在一起》之前,他甚至没有一部能够登上电影院线的作品。他说不清自己为何偏偏要关注这些令人痛苦的现实,"可除了这些,还能关注什么?我想不出来"。这个总将自己定义为"一个普通文艺工作者"的男人相信:"只要是个人,有点良知和正义感的话,都会去关注这些,否则,就是愚昧和懦弱,是对自己不负责任。"

如今,他40岁了,他的纪录片第一次真正走进电影院,排队等候的观众将整个影厅坐满。而在电影人聚集的咖啡馆,这个男人在接受采访时连续吸了五根香烟。一个朋友走过来调侃他:"哟,主流导演来啦!"

"马上就回归了。"他看着对方的眼睛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"每个人不都在遭受着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吗?"一个短暂的疑问句之后,他吐出一口烟,"这是一个多么粗糙的世界啊!"

赵亮:我逼视苦难到这里就结束了,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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